讀章開沅先生的《走出中國近代史》

　　《走出中國近代史》

　　章開沅 著

　　北京出版社

　　我在寫戴逸先生《清史三百年》一書策劃手記的文章中提及戴先生著作的一個優(yōu)長：戴先生本來研究革命史，而后走進近代史，再后及于清代中期和前期的歷史。所以《清史三百年》是帶著當代問題，以世界格局為背景參照的有清一代小通史。稍晚一點兒，我策劃的《走出中國近代史》也上市了。巧合的是，作為近代史研究大家的章開沅先生和清史大家戴逸先生是同年，兩位先生的書恰又可以互為表里。

　　章先生關于“走出中國近代史”的倡導非常有名望，他的門人羅志田教授曾撰文說：“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全局發(fā)展，是先生的持續(xù)關懷之一，而先生總是能預見到發(fā)展走向的問題和可能性。他在2001年便明確提出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出路，在于‘走出中國近代史’。這是一個宏觀的指導性意見，針對的大概是一些學者以為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問題已經(jīng)研究得差不多了，同時也隱約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專業(yè)便‘目不斜視’的學者……‘走出中國近代史’實在是最有針對性也最具啟發(fā)的提醒。”

　　所謂“走出中國近代史”，章先生解釋說：“首先就是走出這80年或110年，在基礎知識與學術視野兩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，而尤其需要重視明清之際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內在變遷；同時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，社會結構及其經(jīng)濟、政治、文化，仍然在一定時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襲與運動，并沒有因為新中國的誕生而立刻消亡，所謂‘掃蕩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’云云，還需要數(shù)十年乃至上百年時間。”

　　為了走出中國近代史，章先生又提出“走進歷史原生態(tài)”，強調“歷史資料的原始性、完整性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”；提出“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”和“歷史學家如要積極參與現(xiàn)實生活，首先必須積極參與歷史生活，因為歷史學家的最高天職就是研究人類的歷史生活，不如此就不稱其為歷史學家”。他講，“我們首先需要參與歷史，亦即走進歷史，理解歷史，把自己重新體驗并賦予生命的真正歷史奉獻給人類”。他認為，“歷史學家不僅應該積極參與現(xiàn)實生活，而且應該成為把現(xiàn)實與過去及未來連接起來的橋梁，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豐富與影響現(xiàn)實生活。”

　　顯見，章先生的提倡與思考不僅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現(xiàn)狀與學科建設，同時也針對中國史學思想這個源點。

　　筆者作為一個史學外行，總覺得中國史學在史學思想和史學史上有殊多欠缺，傳統(tǒng)史學思想常常在春秋大義、實錄精神上咬尾巴打圈圈。為什么要這個大義，如何貫徹這個實錄，最后不得不寄托于撰史者的才學之上，直到18世紀后半葉章學誠進而提出“史德”。至于普通人最為常見的史學教育往往來自《三國演義》《隋唐英雄傳》《楊家將》《岳飛傳》《明英烈》這些似是而非的半虛構讀物，更有甚者來自鉤心斗角的宮廷劇和游戲攻略。所以很多人看歷史書，只是當作故事大成去消遣，沒有仔細思考這些故事的可靠性，更不會思考這些故事的撰寫究竟出于何種目的。很多自以為高明者的史學觀還停留在明君忠臣的架構上，這個架構其實跟孩子們天天在兒童讀物中尋找好人壞人沒有本質區(qū)別，完全忘記了對歷史自身的追問。我對目前絕大部分的通俗歷史書寫心存不敬，因為它們喜歡對于一個具體評價不斷翻烙餅以求新異，或者僅僅停留在把某些具體問題理清楚，缺乏健康的史觀和人性的邏輯。所以，我推重《走出中國近代史》，它是一部難得的指向史學自身的作品。章先生說：“歷史不僅是人類集體記憶之載體，而且是人類集體智慧之寶藏。我們需要著重發(fā)掘的不僅是歷史真實，而且是蘊藏于史實之深處的智慧。”

　　對話，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常識，這需要傳播者與受眾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場域。不幸的是，我們專業(yè)學者和廣大讀者之間往往雞同鴨講，一方認為理所當然的常識，在另一方那里被簡單而曲折的故事所迷惑，好人壞人的刻板倫理往往消解了思想的深度。一方認為天經(jīng)地義的人情物理，在另一方那里被謹嚴而堅固的學科壁壘摒棄于外。究竟哪里出了問題？章開沅先生在“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化”一文中說：“傳統(tǒng)文化和現(xiàn)代文化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”，“我們今天在繼承傳統(tǒng)文化的精粹時，絕不能單源化、單一化……今天再看傳統(tǒng)文化，不能再用‘定于一尊’的眼光，更不能用單一的價值觀來評價”。本書的第一篇“讀書與做人”，本是他2005年在華中師范大學第一期博雅大講堂的一個演講，針對初進大學的學生及其家長，他不愧為教育家，語重心長地強調：“讀書不是一件苦事，讀書是你人生幸福的根源，讀書使你擁有一個最可靠、最安全、受益無窮、非常美妙的精神世界。”但做一個讀書人是不是夠了呢？他鼓勵大家把自己定位為知識分子。他說：“知識分子要關心自己的社會、自己的國家、自己的民族，甚至是整個人類。我們不僅關注現(xiàn)實和過去，我們還關注未來，關注生命的終結、生命的起源，關注太空等。知識分子，從本能來講，是批判的，是對現(xiàn)實不滿的，不隨波逐流。”你看，這個至為通俗的演講也直接指向后文一再念念的“史學的獨立品格”與“學者的獨立人格”兩個關鍵詞上。

　　章先生自謙說，“人也是老掉牙的人了，話也是老掉牙的話了。”我們讀兩遍《走出中國近代史》，發(fā)現(xiàn)它的確很平實，的確沒有給我們多少驚人新論和縝密的史學體系。但是如果大家要認真思考為什么讀歷史，怎樣進入歷史，中國歷史究竟怎樣參與當代世界精神文明建設，這些誠實的文字無疑是一個起點，像一顆北斗星，給我們定了基調和方向?！蹲叱鲋袊贰芬愿叨鹊淖杂X寄語我們精神文明的復興：“應該以更高的自信與更大的氣魄來對待外來文化與傳統(tǒng)文化。不必害怕泥沙俱下、魚龍混雜，更不必憂心忡忡于民族文化獨特素質的喪失，應該更勇敢地走進世界，同時也更勇敢地讓世界走進中國。”

　　我總是對那些為各個學科跑馬圈地的大學者充滿敬意，因為他們在學科創(chuàng)建之初，以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為深厚的根基來思考問題，而后的學者不小心就在這個既成的圈圈里追求精致和玲瓏。所以《走出中國近代史》難能可貴，在中國近代史這塊扎實的地基之上，它不僅引導讀者走出中國近代史，思索歷史，思索傳統(tǒng)文化，還指引我們關注生命，關注哲學與科學，關注人類文明這個更嚴肅的話題和更遼闊的場域。（蒙木）